万字自述，曾国藩杀李秀成后，即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迅速删改付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别呈赠军机处和各有关的地方大吏。幼天王走至安徽广德州，其时洪仁玕在浙江湖州，即去广德州会合，拟议入江西会合侍王李世贤部入湖北，据荆襄，以图长安。但入江西后，到处遭追击，军心又不固，至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即清同治三年九月初九日、公元1864年10月26日在石城县杨家牌遭夜袭，洪仁玕、幼天王等先后被清军席宝田部所俘。洪仁玕在席营、在南昌府、在沈葆桢巡抚衙门都有详略不同的自述，或亲笔，或清吏笔录。这些，以及洪仁玕亲笔书写的诗句和这件签驳文书，还有幼天王所写的多篇述词和字句、恤王洪仁政等的几次自述，都由沈葆桢呈送清廷。沈葆桢必是由于某种动机将曾国藩送给他的《李秀成供》交给洪仁玕看，然后洪仁玕写出了签驳意见。
曾刻《李秀成供》今已罕见。幸1936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将曾刻本影印，才得以流传稍广。我取曾刻影印本与上述台北藏件校核，该藏件首行首句以“十七页三行”始，以下为“将滁州交李昭寿镇守一段原是”句，按叙滁州守将交替原季及李昭寿与忠王的关系等；而《李秀成供》影印本17页第3行文字正是“我军失利退守来安，仍回滁州，后将滁州交与李昭寿镇守”，完全相符。由此可以充分肯定，上述台北藏件就是洪仁玕签驳《李秀成供》的文件。
这篇“文书”对李秀成的批评约有以下数端。
（一）批评李秀成徇私情以李昭寿镇守滁州，说滁州原有守将，李秀成因与李昭寿“有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守，众议沸腾”。
（二）批评“苏、常调守迭更，用人不当”，“苏州守将谭绍光不服军民，以致杭、嘉各专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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