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文书”述及的一些太平天国朝政变动的情况，有助于澄清一些具体问题。洪仁玕撰著经旨准颁行的《诛妖缴文》、《钦定英杰归真》等书均署辛酉十一年刻，而他本人在书中的署衔却有“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军师”和“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又副军师”之别。从这件“文书”说“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可推知革去军师即是降为“又副军师”。王定安《贼酋名号谱》记洪仁玕名号为“文衡副总裁”，也并非错记，革去正总裁即是降为“副总裁”。但从两本书的署衔来看，革去军师与革去总裁似非同时发生。壬戌春，洪仁玕复职。这一波折是短暂的，革去王爵一事未见如同革去军师、总裁那样在文献上留下印记。也许革去王爵只是“革留”，所以“干王”之称不必改动。上述陈玉成信中说到天王对他“赏罚革黜”而钤英王之印不改，大概也可作此解释。 

洪仁玕指责忠王、侍王、辅王等各坐守某某地，在各该处征钱粮、招兵马以自固而不顾根本。这确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洪杨内讧后至晚期而逐渐形成的普遍、严重的问题。洪仁玕到天京后，见到此种弊病之端倪，提出了“禁朋党”、“赏查由朝廷”等策，但无效果。曾国藩称太平天国各王各将各有“分地”，这虽不能说是拥兵割据，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已不如前期那样指臂相使了。中央天朝仅天京一隅，自须各地支持。壬戌十二年(1862)林绍璋被贬后的任务是赴苏、浙“催粮援京”。洪仁玕说，林被人看不起，各地“闭城不纳，粒饷不得”。癸开十三年(1863)八月因苏杭事急李秀成被允准出京征战，“文书”以为李秀成此次出京是“亲身下苏浙催解兵饷”而收效甚微。洪仁玕自己也以军师之尊而于癸开十三年(1863)出任“捐库征粮使”去各地征粮银[12]，可见天京之困窘。李秀成初克苏、常、嘉后曾向天京输送金银财宝和物资，得到天王嘉奖，其后也颇有向天京输粮银之记载，但天京与各地区间经常性的财政经济关系如何，虽资料稀缺，的确值得注意研究。 

洪仁玕对李秀成的批评，多归结为李秀成“品性的毛病”：变更不一，变迁不常。滁州守将换为李昭寿，苏、常守将迭更，用人不当，由此；“谕令催兵催粮，一无复奏”，也由于“平日变迁不常，临急号令不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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