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石达开率大批太平军出走，作为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不能认为只是一个个人的、孤立的事件。众所周知，石达开和韦昌辉，从他们参加革命前的家庭阶级地位说来，是有其共性的一面。他们在太平天国革命前期，也都曾立有卓著的战功。然而，历史事实又表明，他们俩人在革命队伍中的具体表现却有显著的区别。平时韦昌辉对洪秀全和杨秀清“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三）225页），竭力施展两面派伎俩（此种情况已有多论，故不详证）。事实说明在韦昌辉身上的地主阶级贪婪性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他与这场农民革命和广大革命将士在思想上始终存有距离。固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石达开的剥削阶级烙印，也不可能得到彻底改造。但从上述情况可见，石达开在革命队伍中的表现，却与韦昌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尊奉洪杨……若神明”（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三）225页），这在他出走前的言、行中已得到充分地证实，至今尚未发现石达开在革命中有两面派行为。另方面，洪秀全、杨秀清对石达开也是信任的。尤其是直接主持天国军政要务的杨秀清，对阴险狡诈的韦昌辉“加意防范”；对石达开“喜其诚悫，故屡委以军事”（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三）225页）。在天京事件发生前，杨秀清与石达开之间或曾产生过某种隔阂。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石达开是拥戴洪秀全、尊重杨秀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协调的。至于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说，建都天京后，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纲）因“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只不过是现象之谈罢了。他并没有看到，在这“一怒于东”之中却潜伏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然，在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矛盾中，起初石达开对韦昌辉存有一定的同情感。不过，他的这种同情，也只是从“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石达开自述》，《丛刊》（二）781页）的一些表征产生的。这一事实，只能说明石达开是出自个人关系的考虑，并不能证明石达开要与韦昌辉勾结起来阴谋篡权。 

在此，持论韦、石勾结发动天京反革命政变的主要依据，是所谓韦、石“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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