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四个方面，说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的思想体系并不闭塞，是主张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对资本主义潮流基本上是持欢迎态度的。正因为这样，1859年洪仁玕向洪秀全条陈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时，洪秀全才有可能对这个计划加以赞成，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各条，诸如“兴舟辑之利”，“兴器皿技艺”，“兴银行”，“兴宝藏”等等，都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是”等字样。这些都表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思想深处是有接受资本主义思想要求的。尽管这种思想倾向是微弱的，还不可能用来左右当时的历史进程，但在当时的中国，则没有任何一个*势力如同太平天国这样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的态度的。后来成为洋务派头目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时，已经看到太平天国的一些主张是可取的。1861年4月，曾国藩的重要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的刻本后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此后不久，赵烈文上书曾国藩，建议“用夷之道，还施于彼。”“如是则外侮既绥，并得以尽力于群盗，外内之次，井井不失矣。”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办起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厂。（参看方之光：《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一方面把农民起义看成“心腹之患”，必须向西方学习船坚利炮，加以镇压；一方面则拣起太平天国主张和西方往来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在中国搞起洋务运动。尽管他们的举措就其主观动机而论是不可取的。但他们接受并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在中国这块没有近代工业的土地上，破天荒地办起近代工厂来，不管它是军用企业还是民用企业，在中国都是一个创举，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李鸿章等人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才成为洋务派的，起步比太平天国要晚得多。这一点应当是评价太平天国历史作用的重要标志之一。可见，太平天国运动确实是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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