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叶，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亡国大祸劈头袭来的紧急形势下，中国出现了一次以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为主要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创办报刊、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到处作文演说，并接二连三地向光绪皇帝上书。他们大声疾呼地陈述民族危机的深重，要求立即实行全面的变法，并具体地提出了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建议，所提建议之多、之快，使“举世都为之震惊”（《字林西报》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七日所载“来稿”。《戊戌变法》（三），第516页。)。

　　在范围广泛的各种改革建议和活动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兴民权”。“变法与民权，新政百务兴”（康有为《六哀诗》，《康有为诗文选》，第247页。)——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康有为就曾这样概括了他们当年的全部变法内容。

　　本文拟对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民权”观的形成及其内容等问题，谈些看法。

（一）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民权”观的形成，除了有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状况等原因外，更有其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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