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其上下限的设定是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这又与对“学术现代转型”内涵指标的清晰认知紧密相关。应当说，迄今为止，学界对此问题尚未形成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论证。虽然在这方面，已有一些研究者曾提出过值得重视的意见，如陈平原教授认为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是“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之果，是“戊戌生根，五四开花”的观点就很有见地，他将转型的上限确定在戊戌时期，下限锁定在1927年左右，[1]也已获得学界同仁相当程度的认可。但他当初在作出此一划分之时，显然尚无意于对此进行更为充分的论证，不仅下线划定之说明语焉未详，其上线的认定更只以“好划”而一笔带过。实际上，将戊戌维新时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上限，并非是一个无须深入论证的结论，它需要追问学术转型何以能够整体萌发于此时，其主要表征和特点究竟如何等等相关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答，于整体认知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也将是不无裨益的。本文正是想在这一方面，拟承继前贤，作出一较为明确系统的论证来。

一、中国学术现代范型和转型的内涵试说

中国学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就其得以转型的“变量”因素而言，许多因子的积聚，不仅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甚至可以溯源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萌生之时。然而，作为一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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