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国人对“学术”价值的空前自觉，是从“开民智”的高度着眼的。“开民智”求富强，可谓当时各派思想人士广泛认同的时代强音。但如何开民智？严复从“尚学问”与“重事功”两者“相资而不可偏废”的角度，对此作出了回答。但他认为若两者相比，又必须以“尚学问”为基础：“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又莫知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源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以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源。”[12] 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严复进一步将“学问之用”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专门之用”和“公家之用”。“何为专门之用？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为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已大矣”。然而“专门之用”还不是最大的“用”，最大的“用”是所谓“公家之用”：“公家之用者，举其炼心制事是也”。[13]即通过学问，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开阔眼界、增长识见，养成良好的素质，终能至人民智慧、国家富强。因此，严复又极力强调自然科学的基础性作用，他反复告诫国人：“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之来，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猲，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14]

由重视学术，到关注如何成就学术，继而认识到“学问之道，不专不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建议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时，就主张各门学科“分立学堂”，以成“专门之业”。此期唐才常撰写《尊专》一文，在这方面更有代表性。他写道：“学问之道，不专不成，古今之通病，天地之达忧也。……惟泰西格致之学，及一切公法律例专科，则断不能剽窃绪余，卤莽灭裂，蕲为世用，故往往攻一艺终其身焉……极巧研机。无他，专故也”。[15]

如果说学术“尚专”，尚可代表戊戌时期不少人的共识，那么由此进而主张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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