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科而言，学术转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新学科的引进，一是传统学科的转换。戊戌时期学术转型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以往引进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基础上，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新兴学科开始萌动了引入和建设的自觉，传统学术的重镇史学也明确提出了变革的要求。下面，我们不妨分科略作具体的说明。

社会学   中国的社会学起源于戊戌。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首倡“群学”，群学遂成为盛行一时的新学。该学新知传入之初，就成为士大夫组织学会、进行变法活动的理论武器。当时，这门学问主要流行的名义虽是“群学”，但“社会学”的概念、定义甚至内容较为丰富的专门译著，也都已经出现了。1898年6-7月，维新派在日本创办、面向国人传播新知的《东亚报》上，就曾分11册连载了斯宾塞著、日本涩江保编纂、广东人韩昙首译的《社会学新义》一书。该书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故名之为社会研究进化盛衰原理定则之学，又名之社会生态学”。这应当是国人所见到的关于“社会学”的最早定义了。较之章太炎1902年所译的那本被认为是社会学传入中国最早译本的《社会学》，它要早近4年。可惜该刊很快停刊，此书最终未能译完。

法学   中国现代法学的自觉，一般均认为以梁启超戊戌时期发表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为主要标志之一。此文写作于1896年，1898年3月发表在《湘报》上。该文强调重视法律与讲求法学与否，乃是文明和野蛮的分界所在，并深情地呼唤现代法学的来临：“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19]此种法学的倡导，的确具有界标意义，它与法律变革*环境的逐渐形成有密切的关联。1898年，伍廷芳上《奏请变通成法折》，已公然提出变革法律的主张，这当绝非偶然。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虽曾出版过丁韪良等翻译《国际公法》、《公法会通》等国际法方面的著作，但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那主要都不过是为了同列强实际交涉的*需要而已，并无真正的学理探求兴趣。而戊戌时期，热衷于讲求“公法学”和“法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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