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经济学的现代自觉，戊戌时期也是一个关键阶段。此前，传教士虽曾翻译出版《富国策》等书，但很少有人问津。这类译著此时才开始受到较多关注。这一时期翻译和改编出版的经济学译著主要有艾约瑟译的《富国养民策》、傅兰雅译的《保富述要》、李提摩太写的《生利分利之别》、林乐知译的《列国岁计政要》、陈炽的《续富国策》和《重译富国策》，山雅谷译的《富国新策》等等。严复、梁启超等人是此期自觉倡导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在戊戌时期的一系列文章和“按语”中，严复已经介绍了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观点。同时他译经济学为“计学”，影响深远。后来他出版的译著《国富论》，其主体部分实际上也完成于戊戌时期。[20]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严厉谴责“中国之治财赋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从未问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损，病民害国，暗不自知”；[21]在《天演论》按语里，他更称“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22]梁启超1897年发表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堪称以现代西方经济学观念阐发中国古代经典之经济思想的开创性论著。他在文中按语指出：“西人富国之学，列为专门，举国通人才士，相与讲习之。中国则邃古以来，言学派者，未有及此也”。[23]同严复一样，梁启超也大力提倡经济学。这一时期，除了“富国策”、“理财学”和“计学”等名目外，现代“经济学”的名义也已正式出现。1896年12月，《时务报》译载日本经济杂志的《日本名士谈经济学》一文，这大约是现代“经济学”名义在中文里的最早使用之一。与此同时，经济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现代“农学”和“商学”等的名义得以广泛传播开来，也是始于戊戌时期的。

此外，*学、哲学等其他重要的社会科学门类，此期也开始受到重视和提倡。*学在戊戌时期主要被称为“政学”或“*之学”。梁启超就建议张之洞开设“*学院”。虽然，当时所谓“政学”内容比后来的*学范围要广泛得多，它包括了法学和几乎所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内容，如商政、学政、军政、矿政、船政等等，但其治理国政的核心内容和一些重要的现代*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