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做官两相分离，在当时则还只属于极少数个别人的先觉之见。严复就是这样的先觉者。在1898年7月发表的《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中，他明确主张：“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16]学术独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正式标举出来。在他看来，“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诚然不错，但“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之名位”，应该各因其才才对。“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这样，“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17]应当说，将“学术独立”与尊重“民权”之*体制结合起来，显示出严复思想的超前性。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大势》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等文中，极力讴歌学术的价值，猛烈抨击“学界之奴性”，强调“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从出也”，明显表现出对于前述戊戌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二）以学术分科精密化为特征的整个现代学术结构之观念体系初步形成；与之相配合的学科教育体系初步酝酿；重要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如社会学、法学、*学、经济学、哲学和逻辑学等，都开始了自觉的倡导；传统学术的重镇——史学也已出现了现代性变革的主张。 戊戌以前，西方现代自然科学许多门类的知识都曾得到一定传播，如数学（包括几何、代学、微积分等）、物理学（包括力学、光学等）、化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机械工程学、医学（包括解剖学）、心理学、全体学（后来的生理学）等，其中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学科的现代名义已经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只有法学（主要是国际法学），经济学和西方历史的有关知识等有过一些值得一提的传播。到戊戌时期，西方各门新式科学则开始得到较具整体性的传扬。特别是由于学制问题的凸显，部分官员已致力于从日本引进较为完整的现代分科设学观念。1896年孙家鼐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就分“十科立学”，即天学科、地学科、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工学科、商学科、医学科。张元济1897年创办通艺学堂，分“文学门”和“艺术门”两门设学，“文学门”开设名学、计学、公法学、理学、政学、舆地志、泰西近史等九门课程；“艺术门”开设算学、几何、化学、格物学等十门课程。它们基本上都已属于一种现代分科设学方式。在晚清，现代分科设学并不从戊戌始，[18]但包含现代社会*学说各主要门类的较为完整成熟的现代分科体系之观念和方案，确是在戊戌时期才传播开来并得到较多认同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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