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就学术的语言载体而言。值得重视的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在清末民初，大量的带有现代学术文化意义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从西方翻译和从日本传播进来，它们不仅成为学术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转型的进程。就学术本身来说，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术语体系，是在清末民初奠定的。它们既为各种新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概念框架，又通过概念的流通作用，为学术的整体转型铺设了公共使用的“术语”平台[8]；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文言文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白话文所取代，这也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形式的转换问题，更牵涉到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变革，甚至影响到民族精神的重塑，其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意义相当深刻。文言文使得文与言分，学问成为士的专利，这不能不影响到学术创造和发展的社会化程度，白话文则显然为这一弊端的克服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一变化对于现代学术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与学术的语言载体，即基本学术概念的传播和白话文的逐渐流行紧密相伴的转型因素，还表现为现代科学的最基本知识（如一般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物理学、数学等的现代常识），在一般人至少是普通知识人当中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和传播。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学术国度，这种起码的现代科学常识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乃是“学术社会”得以运行、整个学术现代转型得以实现的前提之一。在这一点上，体现了西方和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强烈影响。

当然，学术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其整体的转换是就其联动态势而言的。换言之，其转型的整体萌发，意味着上述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并形成一种互相促动的联动态势，一种整体性的学术反映。至于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发展程度，一开始必然是参差不齐的。就拿社科门类新学术的引进来说，“群学”（社会学）在清末民初表现出某种精英认知突出的优先性，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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