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只是从“现代学术范型或范式”本身来考虑。若从“转型”的角度来思考，微妙之处显然会更多。因为这其中不仅有“型”的问题，还有一个“转”的问题，即存在一个特定的具体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对中国学术现代转型问题的研究，既要注视学术客体自身的演变轨迹，也要重视学术主体即转型期学人的反省、自觉与努力程度；既须关注学术内的因素，还要考虑学术外的社会契机和动力机制；就其学术变化的本身而言，不仅需要认知其中国因素与西方、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具体组合关系，也需要了解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复杂互动及转化关系；不仅需要认知其新生长的现代学术门类的突出意义，其体系内各种因子间的逻辑整合关系，更需要注重揭示其彼此间存在的整体性和分别性的实际历史关联。比如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和化学等新兴学科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各学科在这一整体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和历史地位就相当不同（历史学以其学科对象本身的广泛性、过往性，其他引入的现代新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对它的必然 “借助性”——先用现代新概念去整理各学科的旧材料，以及它自身在构成现代学科之前就是传统学术中的重镇等特点，在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尤为特殊）；而日本对中国这一学术转型所发挥的巨大直接作用，更是别的后发“现代性”国家所不曾出现的众所周知的独特现象。实际上，“转”的问题之所以格外重要，是由于它与各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特征密切相关。也惟其如此，各国实现学术现代转型的道路，才具有了生动复杂、丰富多彩且各自有别的面相和特征。

在我们看来，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大体可以从学术自身的价值自觉性、自主性的初步生长；学术内在结构的现代转换；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变革；学术现代核心价值理念的形成与认同；学术生产机制的转轨和学术语言载体的显著变化等几个方面来把握。当然，这几个方面之间又是彼此相关、互相制约或促动的。

首先，就学术的地位和存在方式而言。传统中国学术的主体，基本上保持着对于*和实际伦理生活的高度依附性。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