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证这一点，首先需要说明对于“学术现代转型”，特别是决定其转变性质的“现代学术范型”内涵的理解。陈平原教授在分析中国现代学术范型的基本特征时曾说：“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所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2]另有学者在讨论五四时期的学术转型问题时，提出如下四个特征的概括：即学术旨趣多元化；学术分类专门化；学术方法科学化；学术形式通俗化。[3]应当说，这两种概括都涉及到了中国学术现代范型的部分核心内容和关键问题，具有创发价值和先导性提示意义。但我们以为，在已有前述概括的基础上，似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比如，关于现代学术的内在结构性特征，我们觉得只是强调“专门化”（或叫“分途发展”）倾向就远远不够，同时还不能忽略自然科学在这一范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对于这一范型的定型作用（现代学术体系的形成虽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但这一转型的最终完成，却是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确立为标志的。也就是说，现代性社会科学的形成对于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着某种定型意义）。又如，对于现代学术生产机制的意义，现代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及其与之相伴而生的“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对于这一范型建立的重要性，似乎也应该加以强调。[4]同时，对于建立在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念和逻辑认知基础之上，并逐渐流通于社会知识界的整个现代学术语言，尤其是基本术语体系的形成、流通及其突出功能，也需要引起格外的关注。这一点对于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学术现代化来说，重要性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与此相关，对于支配现代学术的根本理念——“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影响，似乎也不能缺乏应有的揭示和凸显。实际上，没有“进化”和“进步”理念因素的潜在作用，现代学术的确立和最初发展实是难以想象的（尽管我们今天已有从“后现代”角度对此加以深刻反省的必要）。

总之，现代学术范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它包括现代学术的主要价值取向和精神特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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