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几个方面联动相关，我们认为学术转型的整体萌发，还应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志，那就是社会上出现知识人对于传统学术整体性的不满和批评，出现与这种“整体性”传统相对的对于现代学术的整体性象征性事物的一种全方位的肯定、一种热烈的期盼和明确呼唤的学术文化现象。而在此种现象背后，通常还会获得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这一驱动力往往和民族危机的空前激化有着直接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它对上述各方面的联动态势的形成，通常会起到一种加速和整合的作用。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这一动力机制，突出地表现为一种逐渐明确、日益强烈的“学战”思潮的提出和强化。
下面，我们就依据上述理解，对戊戌维新时期学术转型整体萌发的情形作
一番具体的考察。
二、戊戌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之表征
（一）学术价值的空前自觉和自主意识的初步萌生 对学术价值的强烈执着，是学术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和前提。戊戌时期，中国士人对学术价值的认识和强调，超越了此前的任何时期。这一点，只要我们稍稍翻阅一下戊戌维新时期的报刊即可有强烈的体认。不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所谓“资产阶级维新派”如此，张之洞、盛宣怀等所谓“后期洋务派”也是如此。如康有为在总结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时就强调：“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9]又说：“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0]严复也认为“学术”是西方强大的根本：“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11]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在序文中也是认定泰西人才的众多和国家的强盛，“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正因为普遍认识到学术的重要性，所以戊戌时期，人们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呼吁成立各种分支学会，提倡发展各门科学、“兴学育才”之声于是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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