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的时候，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首先关注的是这段历史研究的总体走向。

　　戊戌变法的一百年，恰是中国新史学发生、发展和逐步升华的一百年。所以，戊戌变法史研究的起伏和递进，和中国新史学百年间的三次大的转型密切联系在一起。

　　19世纪、20世纪交替的30年间，由于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推进，封建的旧史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新史学则风云突起，日益为学术界所推崇。梁启超、胡适等人，作为新史学的旗手，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使新史学理论化、规范化。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旧史学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为改变这种状况，资产阶级的新史学要讲述人群进化及其规律；研究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给现实以科学的启迪。这种新的史学思潮，一扫封建史学只讲王朝兴替的沉闷习气，在学术界吹起了一股和煦的春风。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就在这种特定的学术氛围中起步了。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传》，张同光编有《戊戌政变》，肖一山在《清代通史》以及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都较深入、全面地评述了戊戌变法发生的背景、过程、思想文化主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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