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从1898年梁启超亡命日本到1903年初，梁启超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和“今日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的统治。但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温和，并于1906年提出开明专制主张。对于梁启超*思想的这种演变，史学界分歧很大。论者或全盘否定，或完全肯定，或认为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界的影响。笔者认为，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的演变，有其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一致性。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依靠光绪皇帝推动变法的希望化为泡影。因愤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对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对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大肆攻击，并与唐才常等人密谋发动武装起义，试图以武力推翻那拉氏的统治。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梁启超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感到绝望，又痛惜好友唐才常等人惨遭杀害，于是梁启超的言论更加激烈，明确提出破坏主义：“今日之中国，又积数百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距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并以我国每年死于水旱、瘟疫、盗贼动辄数十万人为例指出，与其让这种“无意识”破坏进行下去，不如施以“有意识”破坏，以便“随破坏，随建设”。他解释说：“吾非不惧破坏，顾吾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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