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演说，更是辛亥革命党人进行口头宣传所特别重视利用并得以大显身手的方式。在这方面，孙中山自然也是一个突出典型，只要检阅一下收录在《孙中山全集》中相关时段的一些演说词，就不难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其党人中还有诸多堪称革命演说家的人物。像女杰秋瑾，“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4](p.184)。以撰写《革命军》而声名大震的邹容，也具有这样的演讲感染力，有谓“凡遇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5](p.247)。与邹容结为忘年交的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是演讲高手。“苏报案”出狱后到日本，他利用革命党人和留学生集会欢迎的场合，作慷慨激昂的长篇反清革命演说，令听者荡气回肠，为之感奋，当时天正下雨，听讲者数千人竟“咸植立雨中，无情容”[6](p.119)。 

文字宣传较之口头宣传更有着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它所承载的宣传内容比之口头宣传，又具有固定化、可视性和可保留性的优点，尤其报刊这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形式，更为辛亥革命党人所重视。早在1899年，陈少白就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起《中国日报》，该报“宣传排满，做革命党喉舌”，即使其副刊（当时叫“谐部”）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题目，内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满思想在内，给一般读者所爱读”[3](p.622)。这份报纸的创办，是“革命党的有宣传定期刊物”的“起点”[3](p.635)。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内地到港、澳乃至海外（尤其集中在日本），简直是铺天盖地。仅据曾亲与其事的冯自由在《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列举，清末时各种形式的革命报刊即有110多种[7](pp.136～147)。当然，这些报刊演变的情况也比较复杂，甚至有的后来转向反对革命。坚持革命宣传的报刊，则受到清朝和有关外国势力千方百计地封杀和破坏，有些很快便夭折了。故冯自由氏后来忆及于此，亦颇感慨于“当日党人出版书报之艰难，及所遭遇清廷与保皇会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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