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职，像《中国白话报》的创办者林獬，便自号“白话道人”，他在以此署名撰发的该报《发刊词》中，就这样说：“文言文报刊全是给读书人看的，任你说得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一点益处没有的”，“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但他们即使识字的文化也不高，不喜欢或看不懂那种“子乎也者，诗云子曰”类“离奇古怪的文章”，自己“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知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11](p.443)。其表述中对“读书人”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的一概而论，固然有绝对化和偏激的不妥，但其以白话报刊来作为向普通大众宣传的有效方法的立意无疑是可取的。
创办白话报刊之外，以白话文或比较浅易的文言文来进行著述，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注重的。清末刊行的革命书籍当中，通俗文体者占相当比例。像陈天华所著《警世钟》、《猛回头》，便不失为当时这类通俗著述的范本。据知情者说，因为他“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8](p.119)。邹容的《革命军》数年间发行竟至百万余册，除内容上大受欢迎的因素之外，形式方面也与它虽用文言但比较浅易的原因分不开。邹容撰成该书稿后，曾请擅长古雅文字的章太炎为之“修饰”，章氏看后大为赞赏，认为其用语“浅直”正是一大优点，“感动普通社会，非如是不可”[8](p.47)。曾经历过辛亥革命时期的鲁迅，论及当时的有关情况，就认为“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12](p.70)。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党人利用文艺形式向大众进行宣传的策略手段。如演出戏剧、说唱鼓词、教授歌谣等，口播的形式之外，还登载其脚本、曲词以及小说等体裁的东西。其文艺形式的宣传也可以是“雅”与“俗“的兼用，既有“阳春白雪”（如西方话剧），而更重“下里巴人”，其通俗的倾向性尤其明显。有知情者忆述当时这方面的情形说：“在前清的时候，党人们宣传革命，采用原来民间歌曲的调子很多，因利用他（它）较易普遍深入人们脑海的缘故。当时广州香港的革命党人主持的报纸杂志，在副刊的作品，渗入宣传排满的剧本、南音、粤讴等，不可胜数了。”忆述者还特别举了以民间小调所填一首唱词的例子，是“同胞们，若问起，亡国遗民凄惨事，待我从头说你知……万望着，众志士，尝胆卧薪切齿记，但愿光复汉江山，洗尽遗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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