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在这种险恶和困难的环境中，斗争的策略性因素就越显重要。而在清方尚鞭长可及的内地经营革命报刊，尤其需要注重策略性。据知情者忆述，“清末革命党人在上海之言论机关”，自《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报》等相继被封禁后，“为之缄口结舌者将及二年”，到1907年春又有《神州日报》创办继之。正是鉴于“自苏报案以后，清吏对富有革命色彩之书报，文网周密”的情形，“不得不用旁敲侧击之文字，以作迂回之宣传也”。像其“第一日之发刊词署名三函”，即“意内言外，隐含民族主义之情绪，与昔年《苏报》及《国民日日报》大刀阔斧之论调，殊有不同”[8](pp.242～243)。但这显然不是放弃革命宣传原则的表现，而是为争取生存空间在语言及体裁形式运用上采取的一种“迂回”和含蓄的策略手段，这在特定条件下实有必要，并且也确能让有心的读者能够体味其隐意真旨之所在。即使其“附刊之说部小品文字，以芳馨悱恻之词，写小雅诗人之旨，亦足以使读者之种族观念，油然而生”。况且，在可能的条件下，该报也尽量展露革命批判的锋芒，有谓其“所下时政批评，针针见血”，[8](p.243)。正因为其所具有的革命蕴涵和鲜明特色，赢得了对清朝统治不满的广大社会公众的欢迎，故出现了“销路日增，骎骎驾旧时各报而上之”[8](p.244)的情势。清末在上海还有宣传革命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相继替接演变的典型情事（其在人事上与《神州日报》有直接关系），前两者皆在创办不久便为清方勾结外国势力借故封禁，《民立报》在宗旨不变的情况下又能接踵而起，并坚持到清朝灭亡以后，这固然显示了辛亥革命党人的不屈斗争精神，也说明清方的实际控制能力愈来愈趋弱化，而斗争策略性因素无疑也起着重要作用。 

除了报刊媒体之外，书籍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注意利用的文字宣传形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运思和累积性写作的专深著述相对较少，多的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传品。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书》那样的具有相当专深学理蕴涵的著述，也有像刘成禺（汉公）的《太平天国战史》那样的借史乘体裁来为反清革命张本之作，而更多的则是直捷了当地宣传现实革命的读物。可以说当时的革命书籍既具有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形式多样化特点，又有着异曲同工地宣传革命的统一内容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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