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党人多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其领袖和骨干人物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是国学根底很深、习惯用比较艰晦文言写作者（如章太炎）。就其内部的文字信息交流而言，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仍沿用着文言写作，由他们所办的新型报刊中，相当部分也仍是使用文言，甚至有意追求“高古典雅”。像丁未（1907年）《神州日报》的发刊辞：“自古哲士哀时，达人砺俗，曷尝不以微言闳议，激荡民心，转移国步者哉！是以文致大平，垂经世先王之志；眷怀小雅，傓主文谲谏之辞。纫馨洁于九歌，托悲怀于五噫，亦有发摅至论，劘切群愚，仇国成书，罪言属稿。垫角巾而寤叹，揭留都而宵泣，邈然高躅，怆我先民。自欧俗中更，竞辟报纸，新闻之学，蔚为大宗……”[8](p.245)云云。这样的文字，不要说在今日，即使当时，恐怕也不是粗通文墨者所能一目了然、晓解无碍者。而有革命党人日后忆述起这篇文字及其宣传效用，激赏之情仍溢于言表，称其“高古典雅，士林传诵。所谓摅怀旧之蓄志，发思古之幽情……益足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诚旧文学中之代表作也”[8](pp.244～245)。 

辛亥革命党人文字宣传上使用文言甚至比较艰深的文言，一方面有其一定的习惯性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有意与当时在“士林”仍占统治地位的文言体写作的风气相协调。当然，辛亥革命党人在面向更为广大的社会公众特别是下层民众运用白话文的宣传上，他们更显其创造性。 

在清末的白话文报刊中，由辛亥革命党人所办者占相当比例。像由林獬于1903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白话报》，由秋瑾于1904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白话》杂志，由吴樾于1905年在直隶保定创办的《直隶白话报》，由安徽革命党人于1908年在上海创办的《安徽白话报》等，皆属比较著名者。这类报刊都是以广大民众为主要宣传对象，向他们传输革命道理和民主意识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其办报人以此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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