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汪、梁均注重学理上的依据。如梁启超说：“国家之性质及其现象，惟以科学的研究乃能为正确之说明。此种说明，即所谓法理论也。而国家之灭亡，则国家现象之一种也，若何而为灭亡，若何而非灭亡，不可不求学理以为之根据”。（注：梁启超：《中国不亡论》，《新民丛报》第86号。）汪精卫尤其重视学理，他常常引据“法理”来表达观点，曾警告梁启超“凡治学问者，不当以自己之理想主张他人之术语”，自己在行文时也表示要明确著述之辨。（注：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的篇首指出“著述之辨”的必要，他说：“著者自发其思，成一家言，故有所征引，必详所出；述者本诸旧闻，连缀成辞，大概分译述、讲述二种，未尝自居己作，故所征引，可略所出”。）但实际上，两人同为政论家，所发议论恰如早稻田*学开创者之一的市岛谦吉所说的“政谈”，（注：市岛谦吉：“凡论政事，须分政论与政谈之两种，政论则就*学而论，之于*学中当考究之范围，力为发挥，于人生利害初无直接之关系，政谈则就实地之政策而论，以作事为目的，虽有时为备参考，采理论于*学，而政务之如何部分，皆得为议论也。又政论者，无一定之目的，其议论不必斟酌时势，只发公理，至政谈则以达其目的为主，非独斟酌时势，且为达其目的之故，常用轻巧之手段，初不必拘泥事实，以答他人之问难，当其议论，文饰言语，只以投合人情为目的”。（市岛谦吉：《*原论》，麦曼荪译，广智书局，光绪二十八年，第9-10页））在理想与学问之间，都以理想为本位，有意无意之中，取学问如工具，论点开道，学说殿后，由此而误译误解、入主出奴、断章取义，以至于各自在学问方面漏洞百出，反而成为对方攻击的重点，彼此的讥讽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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