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严复在《论教育书》中说：“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第113页。）及至1905年，严复又在《*讲义》中又借用英国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John Seeley的观点，说：“*学之于国家，犹计学之于财货，故当先求知物”。“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注：王硁编《严复集》(5)，中华书局，1986年，第1250、1252页。关于《*讲义》与Seeley的《*科学导论》之间的文本渊源，参考戚学民《严复〈*讲义〉文本溯源》，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严复上述言论，对革命、立宪两派或许都有针对之意。时至今天，在论及晚清思想界时，仍有学者认为，“时代所要求的并不是学问上的严谨的论文，而是对以中国的变革为目的的*课题能发挥作用的文章。”（注：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8页，“日文本序”。）但是，仅就学科发展而言，在探讨现代*科学在近代中国成长的历程时，上述言论所针砭的现象尤其不容忽略。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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