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除了在广义上通用*学与国家学，还在狭义上将*学与国法学相提并论。笕克彦说：“国法学者，关于国家之统治组织及统治作用之法学也……故国法学与*学不同，*学者，特研究国家于统治时所生之目的动机而已，然两者之关系，原最密切者也。”（注：笕克彦述、熊范舆编辑《国法学》，第5-6页。）岸崎昌、中村孝也说：“*学者，论国家欲达其目的之适宜行为。公法者，论有人格之国家所定之法，细别之分为国际法及国法学两种。”　“国法学者，论有人格之国家，据自定自认之法规，对乎人民所行之权力行为也。”（注：岸崎昌、中村孝：《国法学》，第9、10页。）美浓部达吉说：“国法学者，研究关于国家的法律现象之学也。”他分法为公法与私法，又分公法为国际公法与国内公法，称国内公法为“最广义之国法”。“最广义之国法”中除去“司法之法”，称之为“广义之国法”。“广义之国法”中除去“行政法”，乃为“狭义之国法”。但“狭义之国法与行政法无绝对区别之理存于其间”。（注：美浓部达吉：《国法学讲义》，第1、20-21页。） 

上述纷繁的概念诠释，反映当时日本*学多元而混乱的局面，（注：据日本*学者户泽铁彦的研究，当时在英、美、法与意等国，大体认为*学是关于国家的科学，无所谓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德奥是以Politik或Politik als wissenschaft或Politik als lehre等语来表示*学，是被用在一定方面的国家活动的意味上的，也无所谓广义与狭义之分。“要之，英美的*学，是漠然关于国家底研究的说明，而德奥的*学，是以国家现象中之一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说明”（户泽铁彦：《*学概论》，温互生、李致平译，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第18-27页）。其实英美法等国的*学就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言，大体上近于德奥的国家学。日本人当时大概不容易区分其中的差异，因而对*学有所谓广义与狭义的种种说法。）但其中也有某些共性。事实上，日本明治时代的法政思想与学术受德国国家学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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