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绎。至于梁启超曾在致蒋观云的一封信中说“弟所谓开明专制，实则祖述笕克彦氏之说”，（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6页。）其实这与他对笕克彦“合成意力说”的判断有关，他认为笕克彦的“合成意力说”是“采卢梭之总意说而以霍布氏之权力说附之”。（注：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79号（1906年4月）。这可能是借徐佛苏的看法。因为梁启超对于孙、汪就国民心理上论约法之可行一事未得驳斥之道，乃驰函徐佛苏求援（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3页）。）而他又认为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学说前后为两截，前截为卢梭学说所本，后截为伯伦知理学说所本。可见梁启超认为笕克彦学说亦具有有机体说的特征。但是，笕克彦的观点所具有的调和民约论和国家有机体论的特点，很可能是受19世纪后期在欧洲兴起的心理学派的*学说的影响。心理学派因不满国家有机体论的“唯物”主义，即纯出于自然科学的观念，而将注意力由物质的方面转向心灵的方面，研究团体的意识与个人的心理。国家学说从有机体的概念转向心理学的概念的过渡，在一些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的著作中表现显著。代表社会学家的为格里夫(Gncllaume de Creef)和菲叶(Alfrel Fouillee)，代表法学家者则为基耳克(Von Gierke)和门兰(Mainlane)。后者视国家为一种团体，有心理的人格。（注：参考吉达尔(Raymond G.Gettell)《*思想史》（戴克光译，独立出版社，1947年再版）第28章。国家有机体说有几种类型，如心理的有机体说、生物的有机体说、社会的有机体说等，伯伦知理的学说属于生物的有机体说，而心理的有机体说则是心理学派的国家学发生的来源之一。）这些似与梁启超所说的来源真相不符。
波伦哈克则被认为是“国家即君主说”的代表，他以君主为统治权的主体，为统治权主体者之君主即国家，而以土地及人民为统治权的目的物。此说为“国家客体说”或曰“分子说”之一种，颇能反映中世纪欧洲的国家*组织状况，为君权专制的有力辩护，后为人民主权说所反动。至近世，此种学说已很少学者赞成，只有撤衣台尔(Seydel)和波伦哈克等等一二学者努力保存之。（注：对波伦哈克国家论的评说可参见笕克彦述、熊范舆编辑《国法学》（丙午社，宣统三年再版）第21-22页；美浓部达吉《国法学讲义》（金泯澜编译，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初版）第8-11页。所谓“国家客体说”，就是“以国家为统治之目的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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