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有机体说，梁启超曾在《*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列专节予以叙述，他对其中历史主义的、进化论的和有机联系的观念有着强烈的认同，认为政体的优劣不能以主观论，应就客观论，“适焉者虽劣亦优，不适焉者，虽优亦劣也，故吾辈论事，毋惟优是求，而惟适是求。”进而指出：“十八世纪之学界与十九世纪之学界，有一绝异之趋势焉，不可不察也，即十八世纪偏畸于主观的研究，十九世纪则群趋于客观的研究是也。主观的研究者，谓真理存于吾心，客观的研究者，谓真理存于事物之自身。谓真理存于吾心，则凭吾意力之自由，可以发见所谓‘自然法’者而应用之以改良社会国家。谓真理存于事物之自身者，则知事物所以成长发达之理由，一皆备于其内部，自然而然，非可强制……然则吾今者有一政论于此，而欲验国家果有能容此政论之性质否，既有之矣，而已达其期与否，于何知之，则非以客观的研究不能知之。客观的研究何？即历史的研究是也，十九世纪之言政法学者，皆筑其理论于历史的土台之上，此其所以异于十八世纪也。”（注：《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4号（1906年1月）。）这种历史主义的、进化论的观念是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只能采取开明专制的基本理论依据。同时，有机联系的观念使梁启超感到国家与团体、个人，团体与团体，团体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和谐发展的意义，以及国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国家的本质在于强制，强制具有调和竞争、助长竞争、干涉社会中诸种不平等关系的作用，它可以保障与促进自由。可以说，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所表达的强烈的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其实就是基于有机体说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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