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部达吉，第8页）。“分子说亦名原子说，彼以为国家无特殊之存在，不过由各个人因其生活之目的而集合之者耳。换言之，即以各个人之集合为国家，而国家无特别存在之一体也。此说置重分子，不认分子集成后别有国家之一体，不得为完全之学说，故其说初虽盛行一时，后渐衰弱。至距今四百年前，又后稍盛，其说遂分为三派，一日国家即君主说，一曰国家即人民说，一日国家即状态说”（笕克彦，第21页）。波伦哈克的观点表达在他于1896年出版的《国家论》(Allgemeine Staatslehre)中，明治36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了该书的日译本，译者为菊池驹治，梁启超、汪精卫在论战中都引用过该译本。）
明治日本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接触西方文化的津梁，其自身每一次学术思想上的转变，都对中国留日学界产生影响。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卢梭的民权思想影响很大，而在适应明治官僚政体建立方面，却是德国国家学说独领风骚。有研究指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确立明治国家的体制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到了19世纪末，对于有机体说的批评已接踵而至，在日本就有政法学者指出该学说的疏漏附会之处。如笕克彦指出：有机体说以国家为有精灵有感觉之物，只是臆揣，不得为学问上之所谓精密的知识；又说国家为有形的统一的生物，亦非正当，因为“土地人民虽为构成国家之有形的要素，然非生物的之国家之形体”。（注：笕克彦述、熊范舆编辑《国法学》，第23-24页；另可参见美浓部达吉《国法学讲义》第6-7页。有人甚至认为，到了19世纪末，伯伦知理的学说“为世间所不顾，终等同废品屑物”（《明治文化全集·补卷2·国法泛论》，日本评论社，1971年，木村毅题解，转引自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3页）。）波伦哈克的君主国家说则更被视为过时之论。明治时代学术思想这种演变的趋势在汪、梁的论战中也有迹可寻。
通常人们认为革命派就是卢梭民约论的信徒，这大体上不错，因为革命派主张民权立宪，建立共和制度，但仍需要分析具体的情形，不能笼统而论。（注：关于卢梭民约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参看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林启彦《卢梭〈民约论〉的传来及其对清末*思想的影响》，载《新亚学术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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