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君主国之历史，民主国有民主国之历史。故国家自由活动之分配，为历史之分配，因而国家之组织亦为历史之组织。历史所在，有不能强为逆之者，故第一事实，为自由活动分配问题上不可轻视之一。（二）爱情 爱情者，与第一事实相对待者也，国家之组织以及宗教道德等，皆莫不由爱情而来。各国社会一般之爱情不同，故国体亦因而不同。爱情之所向在君主，则掌握国权者为君主；爱情之所向在大统领，则掌握国权者为大统领。故爱情之所向，与国体之分别，有极大之关系，自由活动之分配，实有不能逆乎爱情而为之者也。（注：笕克彦述、熊范舆编辑《国法学》，第91-92页。）
有人认为革命党人把建立民主制度看得太容易，民主制度是可以任意移植、搬用的东西，这种说法恐怕过于简单化。事实上，在这个被立宪派纠缠不休的问题上，汪精卫、孙中山等人从未轻视过，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包括“约法论”）正是针对此问题而提出的，（注：参看桑兵《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演变》，载氏著《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汪精卫的“合成意力说”不仅为孙中山的“约法论”提供了理论支撑，还正面还击了梁启超的渐进论。不过，汪精卫并没有完整把握笕克彦的学说，根据上段引文的上下文，笕克彦的原意是，为求国家整体的发展与进步，必须在“历史”与“爱情”中取得适当的结合。至于重“历史”还是重“爱情”，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显然，汪精卫歪曲了笕克彦原意，而偏重于发扬“爱情”一面。
梁启超在新大陆之游前对卢梭民约论的倾心与拥护及其后对伯伦知理、波伦哈克学说的推崇，皆是不争的事实。但二者的学说不久之后均成明日黄花，这使得梁启超在袭用国家有机体说时显得底气不足，有时也无奈地表示：“国家有机体说，近世学者多指其缺点，然不能尽废也。”（注：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对汪精卫指证他引波伦哈克学说而主张君主主权说，梁启超则辩称只是采其近于事实论者，未尝绝对承认其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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