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国之君主，乃发动国家意力之最高总揽机关耳，非即国家也。”国家通过总揽机关可以调和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构成国家总揽机关各国异其制，或为君主，或为国会，并非舍君主之外无由他法。（注：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1906年5月）。汪精卫于文中没有明言他依据何人学说，只是说“欲绍介一二学者之说，暨闻诸师友者，以告天下”，从梁启超随后的驳论中及经过文本的对照，可知主要是抄袭笕克彦与美浓部的观点。）
在辩护孙中山的“约法论”，以及应对梁启超提出的国民程度不够、民权不能骤然发生，因而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的说法时，汪精卫指出：
今吾中国以六千年之惯习，而欲其于旦暮之间遽翻前辙，而别开一新纪元，毋乃求治太急.而不虑其躐等而蹶乎。虽然，为斯论者，虑则甚远而见有未至也，夫国民恃以为国者有二，一曰历史，二曰爱情，因历史而生爱情，复以爱情而造历史。盖国民固有历史的遗传性，然必其所际遇与古人同，然后乐于因循；若其遭值者世局人心均开前古所未有，而外缘之感触有以浚发其爱情，则因比较心而生取舍心，因取舍心而生模仿心，其变至繁，其进必烈。中国与西洋相交际，视日本为先，而其革新后于日本……循是以往则已，否则，必变无可疑也。是惟当浚国民之爱情以新国民之历史。求所以浚其爱情者，自心理以言，则为教育，自事实以言，则为革命。（注：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2号（1906年4月）。）
革命在实行之际，使自由、平等等理想成为现实，于是“心理之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若国民主义、民族主义、约法等因此普及个人心理中，则革命必能成功，共和得以实现。（注：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汪精卫这里所说的“历史”与“爱情”实即笕克彦的观点，笕克彦说：
……至于谋总体自由活动发达之故而论及分配，则有决不可忽视之两事在：（一）第一事实 所谓第一事实，即历史也……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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