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月26日、2月25日。)。这些言论中只是用了些“权奸”、“大乱”等比较刺眼的词汇,虽尚未出现新话语,但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对向思维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却成为话语转换的一种言论前提。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严重搅乱了清朝封建统治秩序,在“南和北战开奇局”的情势下,上海思想舆论界异常活跃。7月下旬,在唐才常等人策动下,“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确定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络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等五项“联会之意”,定名曰“中国议会”(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又称“中国国会”。曾有英文宣言,后汉口自立军起事时译文以《汉口自立会宣言》名义发布,说:“变旧中国为新中国,我辈之责任也,我辈宜亟谋皇帝复辟,而创立宪帝国”(注: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止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0页。)。这种“中国议会”、“中国国会”以及“变旧中国为新中国”,无疑是很新鲜的话题。其时,上海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说性文字,尤其是反映上海和东南维新人士和绅商意见的《中外日报》,发表了不少从中国“内政”方面思索时局本源的言论,使用了不少以往所未见或少见的新话题和新话语,开阔了人们的思想空间。譬如说,“北方虽乱,然祗二、三满贼主之”(注:《论沪上兴办商团之有益》,《中外日报》1900年7月9日。);“满党”敌政,“不能不使南北分疆而离立”(注:《固南援北策》,《中外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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