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教育会及其帮助下成立的爱国学社，在东南地区卓有影响。爱国学社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注：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革命逸史》初集，1981年版，第118页。）。1903年初，陈范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合作，会社负责人蔡元培等七人逐日为报社轮流撰写社说，《苏报》实际上成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会的机关报。6月1日，爱国学社章士钊受聘任《苏报》主笔，对《苏报》大改良，更突出革命言论的地位。其时，《苏报》同站在清廷和东南督抚方面的《申报》和《新闻报》相对立，并连续发表《驳〈革命驳议〉》等文，批判《中外日报》所散布的主张保皇的言论。1903年5月，邹容《革命军》一书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影响巨大。《苏报》于6月9日发表章士钊（署名‘爱读革命军者’）写的书评《读革命军》，推崇这本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的革命读物是“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在“新书介绍”中说，“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该报于6月10日又发表章太炎所作《革命军序》，将该书比之为震憾人心的“雷霆之声”。其时，章太炎著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于6月29日将之在《庚有为与觉罗君关系》的标题下节录发表。驳斥了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观点，强调“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革命是补泻兼备的良药”，“民智未开，但恃革命以开之”，并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充满民主革命精神。显然，章太炎、邹容被清廷勾结租界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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