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新旧”以及“南北”等界限的扩大和深化。这些虽还不是革命舆论，但它们作为一种涵有革新和批判意识的言词，在传播中被演绎、复制和引伸，变成了一种变革的种子，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影响着上海、东南乃至全国的言论氛围和*气候。自立军失败后，革命和改良的界线渐明，人们对孙中山的观瞻大不一样，这固然是时局的推动，但也与时论中的话语革新与辐射推动思潮发展有关。就此而言，上海庚子时论以及当时维新派报刊和书籍所发挥的传播学上的作用，也应予以必要而切实的估计。
“自由花发春何处，革命风潮卷地来”（注：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当然，最后导致话语转换形式“共和革命”舆论氛围的，还是清末革命书刊。
三、“《苏报》案”：“上海风气言论也因之一变”
庚子以后，“人心进化，孟晋不己”，许多抱负“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之志的青年，目击时艰，慷慨悲辛，纷纷从爱国走向革命。在这种潮流转折中，上海的《苏报》和“《苏报》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苏报》原是1896年创办的以日本人为背景的一份不起眼的报纸，自1898年陈范购得后，随着陈范思想的变化，它日趋进步。大体上它从1902年11月报道南洋公学退学风潮起，便转向“革命排满”。它坚持“鼓铸国民”、“助长风潮”的宗旨，导之以走革命救国的道路。在1903年4月下旬兴起的“拒俄运动”中，《苏报》及时报道上海和各地的运动情况，支持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和成立学生军的创议，认为“学生军之说”是“新中国之起点”（注：《倡学生军说》，《苏报》1903年6月24日。），鼓励学生加入革命排满的行列。&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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