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造神”要求，孙把“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立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时间定在1885年，似乎有点欠思考。因为，如果是这样，他自此之后的许多事情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譬如，兴中会的誓词：“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现在已普遍认断，在1894年创立时并没有如此明确的思想概念，而是在“稍晚些才形成”〔5〕并见诸文字的。更别说此前10 年多以前的所谓“立志”的事体了。又假如我们承认孙自己所说的，早在1885年就有“倾覆”、“创建”之大志，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10年后的1894年，他为什么还要仆仆风尘北上，找门路，通关节，上书拜求李鸿章，“真诚地希望投身于权贵们的改良派中去”〔6〕。 

按孙的《伦敦被难记》一文所述，他在1892年尚“以医为业，藐兹一身”，到“知有*生涯”，“奔走国事”，却是在1896年。文中说：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7〕 

按照孙投拜李鸿章的言行来看，这段叙述符合实情。可是，孙在1918年写作《有志竟成》一文时在首段即“修正之，以辅事实”。“修正”了什么？由“投身为彼党党员”改为“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造”；又由“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倡行新政”，改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这两改，既确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又由改良派一跃登上革命派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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