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冯自由为《伦敦被难记》为何有“如此措辞之理由”向孙“请示”时，孙以“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8〕作答。 这就使人疑窦丛生：孙于1897年写作上文，为何知道1897年以后“每次”之事？1897年以前，仅有1895年杨衢云为首、有孙参与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根本谈不上有“每次”。再说，《有志竟成》对《伦敦被难记》只否定了上述之一，但未否定如下之二：1896年，始“知有*生涯”，“奔走国事”。 

提到武昌起义，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一书，洋洋洒洒三大本，孙在《有志竟成》一文中只用了一段文字来高度概括，中心题旨是： 

（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无心助汉而亡胡者欤？”孙自己没有领导，也不承认有别人在组织领导，比如黄兴，比如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谭人凤、宋教仁等等。1923年3月，孙还在说：“中国现局堕落，一至如此，乃革命不彻底之所致。革命之所以不彻底，乃因武昌之成功出于无意，成得太易太快，致堕革命党之精神。”〔9〕 

（二）武昌之成功得归功于两个法国人，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国人，即孙自己。 

头一个是法国武官：“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这么说，武汉新军的革命思想是由孙叮咛洋人灌输“成熟”的。 

第二个法国人是“领事罗氏”。孙在文中说：“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瀓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武昌起义，瑞瀓“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武汉领事团开会商议，由于法国领事罗氏，是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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