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孙“莅美后，乃奔走各埠，向致公堂职员极力劝导”，虽“舌敝唇焦，均难收效”，“仅在旧金山结识……数人，毫无所得。”可是康有为于1899年到美组织保皇会，“未几旧金山、纽约、芝加古、沙加缅度、檀香山各地保皇会相继成立，会中职员多属致公堂分子。”〔28〕 

1904年，孙由日本再次来檀，“时兴中会员多已变节，存者寥寥可数”，“感于势孤寡助”，“知美洲洪门致公堂势盛，遂在檀加入洪门，藉为进行革命之助”。哪知“檀埠致公堂职员，时列名保皇会籍者众，竟有提议阻止总理之加入者”〔29〕。 

檀香山这种凄清局面，直到曾参与创办《湖北学生界》的留日学生刘成禺的到来才有所改观：“大同报自刘主持笔政，旗垒为之一新，……使致公堂会员……前之误染康、梁余毒，以敌为友者，至是迷途知返”〔30〕；刘“革命横议，鼓荡全美，……美洲南北各埠同盟会之成立及筹饷赴义的伟绩均导源于是焉”〔31〕。 

“兴中会日本分会设于横滨，……会员二十余人”〔32〕，戊戌（1898年）政变后，康、梁等逃亡到日本，“实为旅日保皇党徒之全盛时代。是时横滨兴中会员多受康、梁煽惑，存者无几”〔33〕。1903年夏孙来，与孙“仍旧往还者”〔34〕仅有10数人。孙“原欲在美奠立兴中会基础，惟结果所得，正式宣誓入会者只有邝华汰一人，殊非初意所及料”〔35〕。 

反观黄兴。黄兴比孙年少8岁，当孙28岁参与创建兴中会（1894 年）时，黄20岁，正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28岁（1902年）时，正由两湖书院选派赴日留学，行前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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