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说，民生主义是中国社会旧的统治阶级已经没落，而新的阶级尚未成长起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独特思想，它是西方社会主义在中国被扭曲的形式，是中国古代均平思想的近代版，是下层劳动群众要求摆脱困苦的愿望的学理化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欲望在革命运动中的折射。总之，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的不成熟的思想，是落后的社会条件下的超越现实的思想。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缺乏现实的阶级基础，得不到广泛的群众支持。因此对现实的革命运动不可能产生直接的推动力。但这不等于这一思想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预言性质，它预示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即由于资本主义得不得顺利发展的机会，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脆弱，所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取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说具体些就是，在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里，无产阶级在广大农民同盟者的支持下，提前走到历史的前台，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将起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起来，把各个拥护革命的阶级联合起来的特殊的历史作用。自然，民生主义本身也不能不适应新的情况而适当改变自己的内容与形式。
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最重要的意义是在未来，而不在当下，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第八节《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②美国学者伯纳尔在其《1907年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孙中山民主主义最早来源可能是读了《万国公报》1892年所载艾瑟约的《富国养民策》。夏良才在《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认为这一来源可能是读到《万国公报》1891年载美国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小说《回头看纪略》。
③见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2页。据冯自由记载，早在1899年至1900年间，孙中山在日本与梁启超、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时即说到古代井田、王莽之王田、王安石之青苗及太平天国之公仓制度，足见这些中国古代的均田思想对孙早有影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三）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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