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逸史》中的记载：“同盟会盟书所用‘天运’年号，在当日各同志宣誓时皆不知此年号之出处。。。。。。以余所知，则‘天运’二字实为洪门三合会之年号。。。。。。以洪门文告所用”天运“二字，富有种族上之意义，遂开始采用，。。。。。。总理所举之理由有二：‘（一）语云，胡人无百年之运，满族占据华夏将三百年，其应以告终，此后即为汉族中兴之运，天运二字既汉兴满亡之表示，其意义极为深远。（二）明亡后，中国秘密会堂，如天地会，哥老会，三合诸会，均沿用此年号，由来已久’，此足证明天运二字实为洪门历代人士所用之传统年号，同盟会特袭用耳。” （8）在辛亥革命中起着非常大作用的新军其实也多是会党中人。
五、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的宣传
胡汉民在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时，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有两条经验：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9）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有来两个层面，一个是理性的层面，一是感性的层面。理性的层面主要用与知识水平较高之中等社会，其做法大抵是把西方传的民族主义理论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辩”结合在一起，《民报》等革命喉舌与立 派的激烈论战的大快文章，都可以列出此类。但是下曾社会大多数都未曾受过教育，即令是少数粗识文字者也读不懂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因此对于中国大多数的民众而言，要想让他们明了“排满”民族主义之道理，使他们拥护“排满”革命，只有通过感性的文章，感性的宣传方可以收到效果。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运动迅速高涨的时候，动员社会群众最为简便而且易于收效的方法还是民族感情的激发与民族仇恨的煽动，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样的情绪煽动的能够在短期内收到很好的效果，感情的倾注往往胜与理性的诉求，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如何大谈“*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反而不如陈天华，邹容的“排满”小册更易于流传。更易于赢得人心。对于这点作为反对革命的杨宽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一切法理论，*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他又说：“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10）因此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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