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中国最早提出“民族主义”一词的，并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7）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出版的世界史著作时他也写道：“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和政策之烦扰错杂，以属应该不暇。”（8）这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来历说得清楚。 

梁启超明确地宣传“民族主义”的主张，是在他1901年为《清议报》第94，95期册所写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他提出问题的着眼点，同样是要回答：在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如何才能有效地抵抗列强的侵略，求得中国的生存。他是这样描写一百年来世界大势变的趋势：“今日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之时代也。”“专就欧州而论之，则民族主义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他旗帜鲜明地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他认为：“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所以行也”。“今欧美列强皆侠其方刚之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知他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国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极汲汲或者也。” 

但是，梁启超对民族主义中的“宁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的那类内容不能不有相当大的顾虑，因为他存在一种危险，可以导致要求推翻清政府的“排满”主张。这使他感到恐惧不安。特别是当革命派人士借鼓吹民族主张“排满”时，他们的顾虑就更大了。而结果也正如他所担忧的那样，辛亥革命正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倡导“排满”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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