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孙中山和黄兴殊途同归，携手创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说：“民党以主义、政见为团结，官僚派以金钱饭碗为团结。”孙黄团结自然也离不开“主义”和“政见”。这可以从孙黄共同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得到说明，如其中宣称：“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可见，三民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和资产阶级民主决策、相互制约机制等，是孙黄合作的“主义”和“政见”，也是他们共同奋斗的基础和目标。孙中山作为总理，是由会员投票公举的，任期和权限也均有限制。

二

　　孙黄从团结奋斗到分道扬镳，导源于1914年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后，孙黄流亡日本。孙中山“夙夜以国事为念，每睹大局之颠危，生民之涂炭，辄用怛恻，不能自已”，于是决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再图革命，蕲以牺牲之精神，尽救国之天职”。他“鉴于前车，惩于覆辙，知已往弊害，全坐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致黄景南等函》），因而中华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的要件”（《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入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中华革命党总章》），“甘愿服从”孙中山一人（《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据亲历者居正回忆，孙中山以坚定的态度、强硬的语气对“革命同志”说：

　　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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