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批在北京政府内任职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认识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时任北京政府第二任工商总长的刘揆一，在宋案发生后十天，即匆匆回沪，北行时对人言：“此次至京，当即日提出辞职”，“否则对不起死者，又对不起生友。”因归途抱病，在天津井上医院住院期间，旋发表呈文，呈请免官。文云：“共和告成以来，即思融化畛域，齐一人心，治新旧为一炉，统南北为一体，旋蒙攫襄国务，益求勉副初衷，讵意情因势阻，力与愿违，徒具赤心，无裨国计，忧怀萦结，人心力疲，……似此多病之躯，万难再膺艰难，如不即行引退，既失国家设官之本意，尤违揆一处世之初心，惟有仰恳准免本官，庶免贻误事机。”节录的这段呈文再明显不过地反映了刘揆一坚持反袁的正确立场。正如当时舆论界所评述的：“一般明眼人，莫不谓刘之逗留津门，实系洞悉宋案之真相，不愿再厕身于万恶之政府中，故托故辞职。”(姜泣群：《渔父先生恨史》，1913年版，第49页。)并不是如同有的论著所说的那样，宋案后，刘揆一为首受袁世凯所“软化者”。(谢彬：《民国政党史》，《辛亥革命》，（八），595页。)

　　值得重视的是，一批与袁世凯有戚谊关系的人也由于宋案的刺激而果断地走上了反袁的道路。章士钊不仅是一个无党派人士，而且还与袁世凯有一层鲜为人知的特殊关系，士钊妻吴弱男原是清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袁之继父袁保庆死后，吴长庆曾任袁世凯“教养之责”，吴、袁两家“交同骨肉”。章士钊在沪*处境维艰时，袁亲邀入京，并将自己在北京锡拉胡同的豪华住宅转让给章士钊，令士钊“迎眷居之”。宋案发生后，章士钊由于与袁氏接触较多，最先了解事件的真相，怒不可遏，与袁不辞而别，径往上海和孙、黄一道共同揭橥反袁大旗，他以惊人的胆略第一个起草了《讨袁通电》，《通电》在上海北站向记者披露后，在国内掀起了巨大的讨袁声浪。嗣又奉孙、黄之命，往说岑春煊、黎元洪联合讨袁。回上海后，欣然就任江苏讨袁军秘书长，曾偕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由沪至宁，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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