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在舆论的鼓动下，激进的国民党人决心继续追随孙中山，拿起武器，与袁氏决一死战。他们发誓说：“以艰难缔造之民国一旦丧于专制魔王之手，吾人诚生不如死！”(端甫：《新议员与宋先生》，《民权报》，1913年8月23日。)他们决心“泪继以血”，继续驰骋于反封建的战场，不禁这样发问：“吾党曾凭赤血黑铁以造成今日之民国，独不能以铁血而锄除戴假面具之共和政府乎？”他们把宋教仁视为共和国的“国魂”，视为“自由之神”，大声疾呼：“国魂不死！”“自由不死！”他们断言：“滔滔天下，恐自此而复起绝大之危潮！”果然，宋案之后不久，在革命党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二次革命”加速了袁政权的覆灭，诚如宋生前所预言的：“脱不幸而余被刺死，或足以促进吾党之奋斗，而缩短项城之命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固有的软弱性，导致了由宋案所诱发的“二次革命”必然失败的结局。宋案不仅只是宋教仁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的悲剧。宋弥留之际，犹□倦以南北调和为念，托黄兴拍发电报给杀害他的元凶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这就更加重了悲剧的色彩。
【资料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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