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与国民党政见不同的共和党、民主党也由于宋案的发生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共和党本部致国民党交通部电文中指出：“惊悉遁初先生竟以伤逝，同人无任惋惜，先生奔走国事，备尝辛苦，而犹遭此惨变，世道人心，殷忧何极？”(《共和党本部致国民党交通部电》。)民主党本部致国民党电文中亦指出：“钝初惨逝，痛宁可忍，国基未固，遽堕长城，瞻顾前途，同声一哭。”(《民主党本部致黄克强先生转国民党电》。)他们把宋教仁比着中国的长城，深深为民国的前途而担忧，因此，不能认为这些唁电都是外交辞令，而恰恰是表达了共和党、民主党内一部分仁人志士因受宋案刺激由拥袁转向反袁的爱国意向。原为共和党理事之一的章炳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宋案发生时，他正在东三省筹边使任内，闻讯即返回内地，发表演说，表示“此案即非仅法律所能解决”，“当以*解决为妥善”。(《章太炎先生演说辞》，《国民党欢迎会记》。)并得出“项城不去，中国必亡”的结论。提醒人们奋起倒袁，否则，“若再勉强敷衍，结果终不堪问”。

　　宋案之后，舆论界极为活跃。一部分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家，他们发布评说，告诫国人，“谓袁世凯决不可任为总统者”，并“谓文治派决不能抵制今日袁派，必须以武断派抵制之。”所谓“武断派”何所指呢？就是主张武力讨袁、担任各省都督的革命党人，“殆指李烈钧、胡汉民之徒也。”(柏缄：《愿毋亡钝初之死》，《民权报》，1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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