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虽然中国社会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家族的作用已大为削弱，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谱牒学仍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借鉴孙中山对谱牒学的认识，研究孙中山运用谱牒学服务于革命的方法，仍有现实的意义。

四

　　1923年元月前后是孙中山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也是他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此时孙中山思想中最深层的东西仍在根深蒂固地发挥着作用，而新的认识则正在萌芽、形成，这种情况《〈詹氏宗谱〉序》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孙中山既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者。天下大同，既是中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也是孙中山崇高的*追求，大同理想在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以前的三民主义也好，后来的三大政策也好，都只是孙中山的基本*主张，都是为实现大同理想而运用的手段、工具而已。以冠于三民主义之首的民族主义为例，无论是早期的反对满族对汉族的统治也好，还是后来加上的“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也好，都是初级目标，其根本目标仍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故《〈詹氏宗谱〉序》开宗明义：“夫天下一家，则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世之极治也，抑自治非臻于是则亦不足以言其至也”；强调“吾党主义三，民族主义冠焉。民族惟独立并存，各贡其工作之值于世界，然后可使进化同程，以共趋于极治之域”，主张积家族之亲以达“一国一民族之非敌也”。并认为“若是，固亦吾同志无尽之责也”。由此可知，大同思想作为孙中山的*思想、哲学思想的核心，贯穿于孙中山的一生，对孙中山的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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