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社会思想的特点包括：对世情与国情的再认识、时代的紧迫感与历史使命的结合、加强了对于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43]李良玉认为，排满思潮的本质内容是以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模式的革命民主主义，但反满的民族主义又是它过于丰满的外部形态。排满思潮的这种二元性，根源于中国社会种族斗争的文化心理，反满民族主义事实上替代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理性认识。[44]陈高原撰文分析了改造国民性思潮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辛亥革命受到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影响，其结果又推动了这一思潮的发展。[45]李喜所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指出，国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指导，其既有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的一面，也有传播封建毒素的消极的一面。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瑕瑜互见，是特定的中国社会产生的一种矛盾集合体。[46]刘圣宜对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作了论述，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倒了压迫中国民族工业的清朝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辛亥革命并未伤及帝国主义的要害，这就使得中国经济界对于民族工业的危机感大大增加，呼吁民族工业的声浪更高，最终促使实业救国思潮高涨了起来。[47]
张元隆指出，辛亥时期国民意识的崛起构成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历史链条中承上启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上承戊戌时期“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启蒙，以“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下启五四时期唤起“多数国民自觉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国民意识进一步崛起。[48]
陶季邑撰文考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虽然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弱点与不足，但其在当时及以后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也有一席之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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