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呢？紧承上文照录。“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这段文字在点明是谁打响第一枪的同时，再次彻底地否定了熊秉坤是第一枪的打响者。

　　1913年2、3月间，熊秉坤报送湖北革命实录馆文稿六件，2月送交的3篇为其亲手所撰，除《阳夏战事日记》散佚外，另两篇保存完好，上面的引文即从此出。熊秉坤此时何以要写这些文章，不是没有原因的。民国成立不久，辛亥革命元勋孙武、张振武等，倡言设立湖北史馆，以编修革命实录。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于1912年6月16日批准成立湖北革命实录馆。该馆一成立，就大造声势，宣传“编纂此次革命事实，意在表彰先烈，策励方来，扬希世之殊勋，演民族之进化”，“以备将来中央国史馆取材之用”。他们除登报声明，至函各省外，还通知省内各军、政、商、会以及所属府、县，并派出专职、义务调查员，从事武昌起义史实的收集工作。作为89个义务调查员之一的熊秉坤，不可能不知道这项工作的意义，若这一枪果真是他打响，他能将这一殊荣让给程正瀛吗？(《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前的《编辑说明》。)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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