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没有具体时间界定。不过，从有关资料中，从逻辑推理中，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从辛亥武昌起义开始，熊秉坤一直处于戎马倥偬之中，直到民国元年3月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才略有闲暇，刚过了3个月，即被实录馆聘为义务调查员。如果说当时该文已写就，为什么不就此交付实录馆，却又劳神费力写一篇主体内容基本相仿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呢？就假定该文作于前，在袁氏登台后的表彰忠烈、加官晋爵的氛围中，他会隐瞒自己打第一枪的功绩，推翻原稿，重撰数万言，而为程正瀛贴金吗？可见，“旧作”再旧，也当在1913年2月以一后。
同是出自一人之手的文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是后非的变化呢？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二次革命”期间，黎元洪公开投向袁世凯，1913年8月，他以“从前革命伟人附和乱党颇多”为由，取消实录馆，所收资料被馆长谢石钦私藏。在后，整个民国年间战乱不息，政府无暇顾及此事，世人以为，这批资料已不存于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569—617页。)第二、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程正瀛堕落为军阀爪牙，被党人沉之于江；金兆龙也沦为军阀侦探，北伐战争胜利后抑郁而死。此二人“发难之功，不复为人道及”。(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第260页—261页。)其他知情者亦如星散。第三、熊秉坤在造送那批文稿给实录馆的第三个月：就因谋划反袁遭通缉，他辗转潜逃，最后流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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