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年９月４日，孙在北京答记者黄远庸问时，明确指出，袁没有野心，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由此看来，孙中山似乎觉得自己对袁已十分了解了，因此，也就断定袁“绝无可疑之余地”(《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１０月６日，孙对上海的国民党演说，为消除人们对袁“有帝制自为之意”的怀疑，在演说辞中说明了自己为何荐袁为大总统，“因平日甚慕其为人。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其在北洋练兵，卓著成效，故此人而入民国，亦必为重要人物”。南北统一，袁宣布政见，赞成共和，“与吾人意见已同”，“故余推荐袁项城于国民，得参议院同意，举为临时总统”。
根据以上考察，我们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孙对袁的认识处于过份轻信阶段。
孙中山对袁缺乏足够的认识，以至于让权于袁，一是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及早地洞察袁世凯的本质；加上缺乏和袁这样奸诈的人物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容易被袁世凯唱出的许多称赞共和的赞美诗所蒙蔽”为袁世凯做出的一些漂亮的小动作所迷惑”(邵传烈《孙中山》第９３页)。二是轻易相信国内外一些舆论对袁的吹捧。甚至还有他“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他。(《孙中山选集》（上）第９８页、４３５页、１００页、４３５页)。
１９１３年３月“宋案”发生，孙中山“始翻然悟彼奸人非恒情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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