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如果我能拿得准他是如此，我就没有什么焦虑了”(《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

　　所以我们说，在这一段时间里，孙对袁的认识处于模糊阶段。不过，信任还是大于疑虑。

　　如果说在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文以后，孙中山对袁还有些疑虑的话，那么，在他与美国记者麦考密克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以后，特别是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在北京行正式受任礼前的“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辛亥革命》（八）第１０７页、１３５页、１３８页、１３９页)宣誓词，电传南京参议院后，孙中山对袁的疑虑已完全消除。我们通读了孙在１９１２年４月１日正式解职后的全部电文及有关史料，孙认为袁“其人欲建大功于民国，服从舆论，绝无自私自利之心”(《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对袁为政“深信不疑”(《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１９１２年８月，袁邀请孙、黄入京“共商国事”，曾有人劝阻他北上，他觉得“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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