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安，国基能否永固的问题。因为北京是满清专制政府的老巢，“为专制腐败势力集中所在，污染甚深”(居正《梅川日记》《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实录》下册第３２６页)，“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所以，建都南京有利于“革故取新”(《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第二，要求新总统到南京就职，主要是为免除“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及官僚有社城尚存之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把孙中山在辞文后附加的三项条件，看成是他为“保卫共和，防止封建专制*污染的原则”和措施(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１４３页、１５１页)，是比较客观的。
实际上，孙中山在让权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袁世凯的认识是模糊的，“时而清楚些，有时也很不清楚”(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１４３页、１５１页)。
当时革命党人曾认为，袁世凯是“清政府的首脑，革命的最大障碍，为人阴险无信”(候宜杰《袁世凯一生》（修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７２页、２１４页)。这种认识对孙不无影响，孙也一度认为“把建立民国的大任付托给他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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