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计地迫使南方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妥协。十二月二十日，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时，驻上海的美、俄、法、德、日、意等六国总领事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这项照会，表面上似乎“不偏不倚”，其矛头却是针对南方革命势力的。在帝国主义列强公开干涉的同时，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分子继续进行着紧张的幕后活动。他们一直与袁世凯暗通声气，在南方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这时，实际上已为袁世凯收买、随唐绍仪南下、充当南方议和代表参赞的汪精卫，也在革命党人中间公开为袁制造舆论，“总是说袁世凯在北方如何帮助革命，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等等。”（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江苏省、南京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在上海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黄兴、陈英士、宋教仁等，在立宪派人的拉拢、影响下，也早就力主和议。这样，孙中山归国后看到的并不是他所向往的“各省同德同心，协同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主义之目的，指日可达”，而是首先碰到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与袁世凯妥协，来换取清帝的退位与南北的和平“统一”，还是反对妥协，举兵北伐，用武力来实现统一？
孙中山当时害怕如果南方的革命力量与袁世凯的反革命武装长期相持不下可能会引起列强的干涉；希望尽早结束战争，既免引起列强的干涉，又可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与痛苦；他对于袁世凯存在着幻想，认为“贼（袁世凯）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讨袁檄文》，《总理全书》之六，二九页）因此，他主观上并不反对通过议和，利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来达到“建立民国”这一目标。正因为他存在着上述思想，“而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就曾决定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袁世凯承认共和，孙中山当即辞职。孙中山这时很难改变这种形势。”（黎照寰等：《对于〈孙中山辛亥南北议和时的口头两个指示〉一文的质疑》，《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九期）所以，当他到达上海后的第五天，即十二月二十九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致电袁世凯说：对于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表示准备对袁世凯妥协。
但不久之后，孙中山的*态度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他归国之前，由于存在着上述思想，再加上他久居海外，对国内复杂的局势不了解，因而表示愿在清帝退位后即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到回国以后，经过舆论界对袁世凯反革命野心的揭露，袁世凯的阴险狡诈伎俩从反面对他的教育，以及革命内部反妥协的力量对他的影响，使他开始有所警惕，从赞成妥协，转变为“不愿妥协”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