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既然孙中山这时已“不愿妥协”，为什么最后仍不得不实行妥协，把政权拱手交给袁世凯？如果从革命的主观力量方面来分析，最主要的是领导这次革命的同盟会这时已经分崩瓦解，内部矛盾、冲突日益严重，已不能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来了。孙中山后来解释他为什么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时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倘若袁氏不包藏祸心，恢复专制，弟之退让，实为不错。”（《总理全书》《函札》上，三七五页）

　　事实上，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同盟会已趋涣散、分裂。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对武昌起义的迅速到来与起义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远走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进行筹款、再发动新的起义上。黄兴在武昌起义前不到半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一九一一年七月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时，尚“定宣统五年为大举之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由于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前已趋涣散，对武昌起义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再加革命党人对起义后迅速发展的形势，缺乏应付的经验，所以在武昌起义后，革命派就陷于被动的局面。他们和立宪派、旧官僚划不清界限，以致许多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挤入了革命行列。这些立宪派分子，又利用一些革命党人在起义成功后迅速膨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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